大张伟：放弃了朋克，倒更像个朋克(3)
当年的小学音乐老师于丽记得，那个全班最年幼的男孩内向羞涩，却很好强。一旦学歌跟不上其他同学，他便会闹脾气较劲。不久，张伟进入崇文区少年宫和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儿艺术团。曾经的同团女孩、央视主持人蒋小涵回忆道：张伟那时唱美声、做派“端庄高雅”，与如今的嘻哈范儿大相径庭。
小学六年，张伟多次参加歌唱比赛，甚至在俄罗斯拿到国际大奖。比赛报名费八千多元，少年宫承担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是张母动用了全家积蓄，又向亲戚借钱，才勉强凑出来的。快毕业时，他已小有名气，笑容多了，话也多了。看着大堆奖状奖杯，北京市重点文汇中学给了他音乐特长生保送的面试机会。
可面试时，张伟面对校长刚一张口，大家脸色就都变了。
他倒嗓了。全班年纪最小的孩子，第一个变了声。这像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，用功练习的副作用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。最终，他只上了北京市第209中学。
209是所不起眼的普通中学，隐身在嘈杂的天坛东路。升学后，张伟的倒嗓没有好转，这让新同学们不以为然。跟他同班的田然至今记得，张伟以声乐特长入学，却连班级合唱队的领唱都没当上。
在田然的印象中，此人情商不高，话少，踢球也不行，平时听见什么事，只会仰头傻笑。总之，缺乏存在感，“就很一般”。田然惊讶于大张伟如今标志性的“碎嘴”，“他现在上一期节目说的话，可能比上学那会一礼拜说的都多。”
田然没有预料到的是，这个看似迟钝的瘦弱男孩已开始琢磨同龄人还没搞懂的事情。九十年代初，流行音乐刚摆脱“靡靡之音”的骂名，北京最时髦的年轻人听起了《赤裸裸》、《梦回唐朝》、《一无所有》，崇拜崔健的愤怒，唐朝乐队的长发。刚上初一的张伟也早早对此着了迷。他开始默默钻研写歌，放学后不再游戏嬉闹。
田然曾看到张伟在黑板报上开心地画了一堆重金属、朋克的内容，“黑暗又叛逆的那种”。代价是被老师一顿狠批。
班里的另一个同学王文博，也被排在学校艺术团之外。他跟张伟住得近，放学后总爱抛开功课去找张伟凑个乐。每次去，张伟都在老老实实写作业，张母总得往外轰他。王文博却越挫越勇。他看出，张伟吃苦耐劳。为了攒钱买外国乐队的打口带，张伟习惯了午饭吃五毛钱的干脆面。带子不能试听，往往买回来一放，“嗨，都什么啊”。他不在乎，再省钱，再买。
望着张伟的背影，母亲心中多是忧虑。曾被交相称赞的儿子变得不讨老师喜欢，与王文博组乐队后，更是常常被留堂训话。一次天黑后张伟还没回家，父母来学校询问，班主任发了火：你们这孩子弄摇滚哪，能耐哪？能耐怎么不上文汇，到我们这儿来了啊？
但在少年张伟眼中，“弄摇滚”是排解青春期烦恼的唯一管道。此时，他头大身子小，五官平淡，个头也矮。加之身体弱、家境拮据又不会“来事”，再怎么拼命学习，也得不到关注。一旦犯错，他最容易被揪住，打架也从没赢过。有时被揍得狠了，他会抄起水壶，到欺负他的大孩子门前浇一地开水，自行宣布胜利。“那地烫了，他也会疼。”
20年后回忆当年，大张伟面露苦笑。“当时要能耍个帅什么的，也能让别人夸两句’小伙子真帅’。我几乎就没有受到过这种夸。我也想向大家证明我是个男子汉，但是永远在失败。”
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弱鸡——这标签怎么也撕不掉。这种感觉和儿时黑暗中哭泣不被父母听见如出一辙。他发现女孩和老师喜欢的是他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的那种人：“正经的、帅的，看上去特别装的那种”。
“我就恨那种人，我就要反对那种人。”他愤怒决定：“我就要变成叛逆、痞子、摇滚、’北京瘫’、没气质，就不让大家喜欢我。”
“就因为我已经努力了你都不喜欢我，那我就让你恨我。”
然而，要让人恨，像让人喜欢一样，同样需要付出巨大努力。有了乐队，他更加没日没夜地听歌、写歌、排练。张氏夫妇虽不理解儿子的兴趣，但还是凭爱意尽力支持。尽管老师说了几次“你们就不会把张伟的吉他砸了”，但那间狭窄的平房，还是成了乐队成员王文博、郭阳的排练室和食堂。
郭阳比张伟和王文博大五岁，也是北京国营工厂的子弟。他对张伟第一印象是“邋遢”。“嚯，这孩子那牛仔裤破的，到处都是补丁，他说都是他自己剪的洞。走路也不好好走。”他忍不住寻思：年纪小小的，怎么就能这么颓啊？
一起组乐队没多久，郭阳便看出了张伟的真面目。“他必须每天不断忙、跟事儿较劲才能有点安全感。而且他有精神洁癖。”郭阳是满人，承继了提笼架鸟、爱养宠物的传统。张伟却除了音乐别无所好。一次张伟打算在郭家留宿，一躺下就看见床边摞着层层玻璃柜子，里面是郭阳养的蜥蜴、蛇。张伟一言不发，爬起来打车回家。
在张伟的感染下，班上出了三个学生乐队。同学田然没觉得张伟出众多少，成年后他也依然疑惑：那会感觉大家都挺不错，怎么就张伟他们红了呢？
改写命运的经过如今看上去有些偶然：某日张伟和同伴们在张家排练，被麦田守望者乐队的吉他手大乐路过听到。大乐将三人介绍到地下摇滚乐队聚集的忙蜂酒吧演出。酒吧艺人统筹付翀发觉这几个少年颇有潜力——更具体而言，是作为创作核心的张伟写的歌词具备潜力，而与之相比，贝斯手郭阳当时还不能调准四根弦。
当时，张伟14岁，王文博15岁，郭阳19岁。演出时的观众包括他们的偶像郑钧、丁武，以及当时的麦田音乐老板宋柯。回忆起当时，宋柯连用四个“很”字。“词曲很真诚，很抓人，很澎湃，很具有躁动的力量”。他想签下这几个孩子，却被手下员工付翀捷足先登。不久后，26岁的付翀从麦田音乐辞职，开经纪公司调教三人。花儿乐队的名字就是付翀所起。
在决心“让大家恨我”之后，少年张伟反而第一次获得了他拼命争取却永远得不到的赞赏和喜爱。但多年后，他却一遍遍强调，他讨厌自己当时写下的大多数歌：
“那根本不是我想的，是因为付翀让我听的都是那样的歌，他跟我说那就叫牛逼、大家就喜欢。什么’全世界的雨打到我，我的梦早已湿透了’？我不希望雨打到我。什么’我为你在冷风里颤抖’？稍微天冷点我就走了，你好好的吧你。我就喜欢给人一个大嘴巴的音乐。”
现在，他认为自己当年写得最好的歌词是：“有一只火鸡扇动着翅膀，就站在隔壁的稻草上……我很羡慕它，因为它没有思想，也不用争抢。”“稻草上的火鸡，那么的美丽，不用出人头地，也不用欺骗自己。”
但那时的张伟难以抵御年少成名的诱惑。他一次次说服自己听从付翀，取悦听众。繁忙的创作和演出让他决定放弃了高考之路，而是上了木樨园职高。出道几年后，他用卖唱片赚来的全部积蓄做首付，让父母搬进了楼房。
最特别的是，新房还带有附近一所重点学校的学位。
“我真不想成为五月天！”
海浪声中，时钟滴答作响。沙发旁的座灯出了故障，大张伟起身查看，经纪人随即示意他接下来换个话题。但他还是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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