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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岁那一年，我被初恋男友哥哥粗暴地掀起裙子...

时间：2024-04-29 04:29 来源：作者：网络阅读：次

出事那年，我才17岁。
17岁的我，已经鬼混了3年多。
我是典型的留守儿童，从来不记得那对两三年才回一趟家的父母究竟长什么模样，他们闹离婚、不断地为钱吵架打架，把我和弟弟妹妹扔给奶奶，让我们在奶奶的笤帚和谩骂下扭曲地长大。
我成了方圆几里有名的小太妹，很早就学会抽烟喝酒，甚至打人。
那时读初三，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学，贫穷和无知让我像野猫一样凌厉而具有攻击性，同学怕我，叫我大姐大，老师不管我，由着我翘课、打架、交男朋友。
丁浩是我的男朋友。
他是个小混混，他哥丁成办了一所武术学校——其实就是专收留守儿童，他们跟我一样，安不下心读书，不甘心种地，又不够力气出门打工挣钱，一身乱窜的荷尔蒙总得有个地方发泄。
我常跟着丁浩在武校混，那时的我留着短发，瘦骨伶仃，却强扮豪气干云，跟他们喝酒、勾肩搭背、称兄道弟，没人叫我王夏丽，丁浩叫我老婆，丁成叫我弟媳妇，其他人都叫我大师姐。
没人管的日子里，我自由得令人发指。
跟我比起来，大我两岁的丁浩胆小多了，我们玩了三年，无数次学大人的样子接吻拥抱乱摸，但是最后一步，他始终没胆。

他曾学着电视里的绅士，轻吻我肚脐下的痣，他说他爱我，要把初夜留到我俩结婚的时候。
那一幕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，那大概是我17年蛮荒的岁月里听到的最温暖的情话了。
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一年，所有的事全变了。
那天是端午节，武校里的孩子都回家了，我去的时候，简陋的武校里只有宿醉刚醒的丁成，我问丁浩呢，他反应有点迟钝，红着眼睛说丁浩去镇上买菜了，过节加餐。
我吹着泡泡糖，大喇喇躺到丁浩床上，一如既往把两条瘦腿高高架在了床尾——17岁的我已经开始爱美了，我那天穿了条裙子，裙子很短。
丁成站在屋外，红红的眼睛盯着我的腿。
我看向他，等我模糊地读懂他眼里几近迸发的欲望的时候，晚了，他冲进房间，粗暴地掀起我的裙子，一把扯开了我的内衣。
练武的他胳膊粗壮，像两根我无法撼动的铁柱，我哭喊，掐、推、咬他胳膊上鼓凸的肌肉，无济于事，他血红的眼睛瞪到极限，牙关咬紧，两腮暴凸的硬块像倔强的拳头。
我撕心裂肺地哭喊，他一只大手捂住我的嘴，力气如山，摁得我无法呼吸。
我绝望地呜咽，眼前渐渐模糊，求生的欲望让我瘦弱的双手四面八方疯狂地抓，妄图寻找一线生机。

我左手竟捞到一个沉甸甸的重物，是丁浩放在床边桌上的铁锤，慌乱里，我手握铁锤就朝丁成的头砸过去。
他痛得大叫，离开我的身体，抱头蹲下，我起身准备逃出去，他却一把扯住我的腿。
来不及思考的我，操起铁锤对着他的脑袋砸过去。
过程是混乱不堪的，只记得我停下来的时候，丁成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而我，手上裙子上都是血。
他死了。
我吓傻了。
时间仿佛停滞。
不知道过了几秒，我反应过来，丢了铁锤，仓皇逃走。
刚出门，就撞到了回家的丁浩，他见鬼一样拉住我，狂问怎么了。
我无法开口，一把推开他，风一样狂奔回家，没跑几步就听到身后丁浩惊慌的惨叫。
到家，奶奶在屋后摘菜，我抖索着洗手，把带血的裙子扔到灶底烧毁，草草收拾了几件衣物，撬开奶奶的钱箱子，拿了360块，没命地离开了这个地方。
我跑出门的时候就听到不远处一群人疾走和吵嚷的声音，我知道他们来找我了，我开始狂跑，不知道跑了多久才到镇上，然后坐汽车到达县城，匆忙上了去省城的车。
到达省城的时候是晚上，我缩在车站的角落里，睁着眼睛惊恐地过了一夜，丁成的样子，丁浩的惨叫，一幕幕一声声，都在我脑海里翻转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买了一张去浙江的票，只因为那地方很远很远。
汽车颠簸，我紧紧搂着我的几件衣服，蜷缩在卧铺上，像一条冻僵的细蛇。
车窗外，一座座山面无表情地从我眼前翻过，黑夜的影子无声地朝我压来，但我仍然不敢闭上眼睛。
那个一直飞扬跋扈的假装无比厉害的17岁姑娘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。
车走走停停，除了上厕所，我没有任何动静，我吃不下，睡不着，有东西山一样压着我的心。
到达杭州已经是第二天夜里，车站很大，很整洁，我瘦弱的身体躺在候车室角落里蓝色的排椅上，看着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我身边走过来走过去，那皮鞋的每一下吧嗒，似乎都踩在我的心上。
两天后，我才开始吃东西。
我不知道哪里去找工作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，我也不敢再呆在车站，总有工作人员问我要身份证。
我没有身份证，我怎能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？
我抱着袋子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，走到了混乱的劳务市场。
白天牛鬼蛇神喧嚣不止，晚上，这里安静得可怕，我坐在两扇形成直角的卷帘门中间，不能睡，不能思考，耳畔夜风卷走纸屑的声音，偶尔路过的急促的脚步声，都能让我心惊胆战。

终于有天晚上，很多天不睡的我疲累不堪，瘫倒在地，刚迷糊，一个高大的男人不怀好意地走过来，手不安分地在我身上乱摸。
我吓得跳起来就逃，他抓住我：“喂，我给你钱！”
我像一只刺猬一样，疯狂地乱抓，他撒手后，我连衣服和捆在衣服里的钱都不要了，没命地嚎哭，没命地奔跑，我听到那人狠狠啐了一口：“神经病！”
那是出事后我第一次哭，嚎啕大哭。
我流着泪迎着夜风跑，跑不动了就走，走不动了，终于停步。
长大仿佛在一夜间。
我开始流浪生活，在这座城市到处游荡，靠打零工养活自己——洗碗、端盘子、工地做小工、捡垃圾，只要对方不要求出示身份证，我做什么都行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捡到一个身份证，照片上的女孩子跟我类似的瘦脸
我把这张身份证留下了，从此，我不再是王夏丽，我成了来自河南的20岁的李玲玲。
半年后，我到了杭州的服装批发市场上班。
每个老板娘都喜欢我，因为我只干活不多话，从不加入任何吐槽老板的小帮派，我也不挑剔，老板娘让我吃啥就吃啥，让我住哪我就住哪。

我甚至不跟任何人交朋友。
那个强悍凌厉的大姐大王夏丽从世上消失了，我成了稳重成熟、踏实能干的李玲玲。
踏实的外表下，其实是颗极其敏感的心，我会留心倾听任何与我有关的风吹草动，会留意新闻，还经常翻看报纸。
没人找我。
但我仍是害怕，害怕所有的大盖帽，所有的制服，所有的警笛声——即便是洒水车和火警，都一样让我心惊胆寒。
就连每次去银行存钱，经过保安身边，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我害怕柜台工作人员拿着身份证审视我，害怕他们所说的银行到处都有的摄像头。
但表面上，我冷静得可怕。
也许正因为我超脱年龄的冷静和理智，老板娘私下找到我，让我全权负责她的一家分店。
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是个做生意的料——也许是因为我心无旁骛，大多数年轻姑娘的心都在小伙子身上，她们挖空心思思考如何让男人追逐，或者研究如何拴住男人。
而我只想远离男人。
一心做事换来的成果是喜人的，21岁的时候，我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。
26岁，我有了自己的加工厂，从制版到裁剪到成品一条龙的工厂，我租了很大的厂房，每年接很多的单子，到我29岁的时候，我手下的员工已经有两百多人。

一直有人纳闷我为什么单身，也一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，因为照身份证上算，我已经31了。
那场噩梦在岁月里渐渐被我层层包裹，埋到了心底，但结婚，我从来没想过。
猜疑渐渐多起来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个正常人，我决定成个家。
我挑了吴新明，他是个老实的中学老师，相亲那天很冷，我坐他对面没完没了地接电话，他叫了一份蜂蜜雪梨茶，一点点加水熬煮，然后吹凉递到我手上。
他做得很自然。
最重要的是，他是个孤儿。
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，婚礼上，没有父母双亲的我们接受了同事和朋友的祝福。
都是他的朋友，我没有朋友。
婚后，我全款买了房子，写了他一个人的名字，不知情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一米八的汉子，抱着我痛哭。
只有我知道，我没法用别人的身份拥有自己的房产。
在我根本没打算要孩子的时候，孩子来了。
纠结的十月怀胎里，我的心大约是经她小手揉过，变得出奇的软，我贪恋她的哭，她的笑，她的眼泪，她身上的奶味，甚至她细细的黄黄的头发。
我对她极度依恋。
我拼命给她和吴新明买各种保险，再用倾我所有给她买房，又给吴新明买车。

我的这些举动在吴新明看来，是至高无上的慷慨，他回馈给我的，是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深情。
但他不知道，他这个能干的妻子为什么从来不过端午节，为什么总是做恶梦，为什么总在深夜看着女儿流泪，为什么总把钱存在保险柜而不是银行。
他自然也不知道，我在怕什么，我在躲什么。
但该来的还是来了。
那天请几个客户在酒店吃饭，我照例留下几个公关陪酒，找借口准备溜回家陪女儿。
我走到大堂，一边小声接吴新明电话一边往外走，大堂比较静，我能听见前台的低语，和我脚下的高跟鞋咔咔。
快到门口了，一个响亮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：“王夏丽！”
我瞬间呆住了。
多年来逃亡的经验告诉我，我应该若无其事往前走，但是那一刻，这深藏心底的三个字，这再熟悉不过的乡音，还是瞬间冻住了我的双脚，我迈不开腿。
一张瘦脸移到了我面前。
熟悉的轮廓，略微向四周扩张了一些，看起来成熟多了。他吐了一口烟圈，牙齿被劣质烟熏得微黄：“王夏丽，不认识我啦？我是丁浩啊！”
他是丁浩，但我一眼就知道，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丁浩。

他眼神里揣着巨大的秘密，奸诈的得意都写在脸上。
吴新明的车停在酒店门口，他摇下车窗向我招手：“老婆，这里。”
贴心如他，还按下了后座的玻璃，我那快满一岁的宝贝在车后座上对我摇着胖乎乎的小手。
她是我的天使。
丁浩吐着烟圈，夸张地惊诧，说：“哟，混得不错嘛，李总，都开雷克萨斯呢！”
他凑到车前跟吴新明亲切握手：“你好，吴老师，我是李总的老乡，呀，贝贝长得真可爱！”
吴新明说谢谢。
丁浩笑眯了眼：“像李总小时候，有机会跟你说说她小时候的故事，特别离奇，是吧？李总？”
他狞笑着大摇大摆朝我走来，外面阳光灿烂，但我如坠冰窟。
他显然有备而来。
谁人知道我的心在颤抖？在狂坠？
显然，丁浩早已把我的一切都调查清楚了。
我所有的都将失去。
我不在乎金钱、工厂，但我在乎我的家，我的贝贝。
我回到家，陪着这个粉嫩的小人坐在地板上玩耍，听着她“妈麻”“爸把”地叫，我的心揪紧得无法呼吸。

第二天，丁浩就来到了我的工厂。
我请他进了办公室，他关紧了门和窗户，又拉下了百叶窗的窗帘，然后装腔作势地咳嗽几下，坐到了我对面。
他的手很粗糙，指甲很脏，烟把食指和中指熏得焦黄，他的头发也很长，已经开始脱皮的皮夹克领子上，有细小的头皮屑。
看得出，这些年他过得很窘迫。
他挑衅地盯着我，到处乱翻我的东西：“真没想到，啧啧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能混得这么好！当大老板了！”
他故意地翻到我身边，大喇喇地坐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，粗壮的大腿得意地在肮脏的牛仔裤里抖着，他伸手摸我的脸：“你说我以前怎么那么蠢，都摸遍了你，居然没睡，你那颗痣还在吧，给我瞧瞧。”
我嫌恶地避开他轻浮的手。
大概我的态度侮辱了他，丁浩火了，跳下桌子，一把把我拎起来按在桌上，他压上来：“装什么大老板？你做过什么事忘了吗？我哥怎么死的你忘了？”
我瞬间被击倒，颤抖开口：“你要多少钱？”
他这才放开我，嘻嘻笑：“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多好，这样吧，五万块。”

我惊诧地看着他。
他狞笑着补充：“每个月。”
丁浩贼得很，不要支票和转账，坚持只收现金。
他走后，我从窗户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街角，这才虚脱地坐进宽大的椅子，这椅子是吴新明给我买的，带有颈部和背部按摩功能。
他不知道，什么功能都无法拯救我了。
我已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。
我找人查了一下丁浩，他在一个工地干活，工地附近有很多简易的赌场，丁浩是那里的常客。
五万块，对赌徒来说，是远远不够的。
果然，在我连续失眠13天后，丁浩又来了。
这次来，他已经把初次进我办公室的那点局促和紧张都掐灭了，我打开门的时候，他正推搡着保安，高声的叫嚣吸引了整个办公区域所有人的目光。
他猖狂地喊：“你敢拦我？活腻了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我跟你们李总什么关系吗？”
同事们惊慌又复杂地看看他，看看我，他们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个一身酒气的邋遢的民工，会跟那个穿着成套高档西服的冷冰冰的女老板，来自同一个黑暗的世界。
进了办公室，他直接躺在了皮沙发上，肮脏的鞋架在沙发扶手上。

恍惚里，我又看到了自己的17岁——当年的我，不就是这般目中无人的空虚，这般吊儿郎当，这般自以为是，以为天下老子第一。
丁浩开口了：“我来拿这个月的5万。”
我说：“才刚过13天。”
他跳起来，指着我桌上的台历：“看清楚，现在是11月了，谁规定必须隔三十天的，人家单位都一号发工资呢！”
我把钱递给他：“你给我一张银行卡吧，我每个月1号汇给你，我很忙，你也很忙。”
他嗤笑，踱到我身边，右嘴角牵出一个恶毒的冷哼：“怎么？嫌弃我了？可我想你啊，我不仅想见你，还想······”
他玩味地捏着我的耳环，我能闻到他身上腐朽的烟酒污垢油烟混合的怪味，这幼时熟悉而今陌生的气味，让我的紧张和恐惧在胃里疯狂地翻腾。
他走后，我吐了。
恍惚又过一周。
吴新明发现了我的失眠，我的抑郁寡欢，我的黑眼圈，和我疯狂地掉头发，他不明所以，以为我愁的是工厂的事。

我无法告知他真相，我干瘦的身体像孩子一样蜷缩在他温暖宽厚的怀抱里，他轻轻地拍我的后背，温和地宽慰我。
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静谧而温馨——婴儿床里的小天使睡梦里会笑，枕边的男人把我视为他的全部，我童年里不曾有过的所有美好，都在忐忑中得到着，颠簸着，跳跃着，似乎随时都会失去。
第二天下午我回家，一打开门，竟看到了丁浩。
他找到我的家了！
他抱着我的女儿说：“叫叔叔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妈差点嫁给我了！”
吴新明在吩咐保姆加菜，听到这话憨憨一笑。
我强忍着怒火，咬牙切齿地从丁浩手里接过女儿，他一脸无所谓，哈哈大笑：“玲玲还是老样子，跟小时候一样，吴老师，你要不要听玲玲小时候的事？”
我要崩溃了。
我没让他在我家吃晚饭，我找借口把他叫了出来，我问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么闹下去，还指望我给你钱吗？”
他无耻地靠近我，狞笑：“我怎么闹了？我来看你女儿，我还买了水果呢，你看到桌上的苹果没？夏丽，你真是一点都不念旧情啊！你女儿好漂亮，小脸摸起来就像你！”

我暴怒，打开他摸到我脸上的手，我觉得自己要爆炸了，我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胆敢碰我女儿一下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我敢做一次，就敢做第二次！”
他被我的气势吓到了，往后退了一步，嘻嘻笑：“我想让你给我安排个工作，我来你厂里上班。”
“你死了这条心。”
“我凭力气挣钱啊，我还可以保护你，我给你当司机，你先送我去学个驾照吧。”
我转身走：“你要是还想你那五万，就给我老老实实滚。”
他一点都不慌：“夏丽，你还记得那把铁锤吧？上面有你指纹的那把，要不要我拿给你老公看？”
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。
那天，丁浩离开的时候，拿了我两万块，说去学车。
他胃口越来越大。
学车期间，他开始穿金戴银，搂着一些留着杀马特头的发廊女，施施然闯进我的办公室，找我要钱。
要买烟孝敬教练、起床缺个手表看时间、女朋友房租到期，总之，什么理由都有，堂而皇之，厚颜无耻地要。
他跟那些女人说：“李总是我老乡，我们从小青梅竹马，关系可铁了。”

驾考理论是找人替考的，但后面的考试他根本没学，于是没通过，他就来找我，要我给他三万块，他说：“太麻烦了，不如买一个！”
我除了给钱，没有办法赶走他。
驾照还没到手，他又来了，这回是要买车，他甚至连汽车的广告单都带来了，是辆奔驰E200，市价要五十万。
他把我当成提款机了。
我把那张广告单甩到了他脸上，打开门高声叫保安赶他走，两个保安推他出门，他扭过头看着我，鼻子里冷哼，用方言大声说：“我不会让我哥白死的！”
我又气又怕又恨又悔，我全身发抖。
第二天下午，我正欲回家，吴新明给我打电话，声音在颤：“玲玲，你那个老乡过来玩，把贝贝抱走了！”
我慌得站立不住。
我给丁浩拼命打电话，他不接。
我打电话给跟踪调查过他的私家侦探，问出丁浩的租房地址，我开车赶过去，那是一排低矮杂乱的房子，我挨个问，总算有个中年男人告诉我他在打牌。
于是，我又寻到那个地下赌场，一片烟雾缭绕里，丁浩叼着烟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哟，大老板，你终于来见我了？”

我吼：“我女儿呢？”
他双手一摊：“我哪知道？”
我在赌场四处翻看，没有那个发廊妹的影子，我跑出去，他跟出来，狐疑地看着我：“你想干嘛？报警？”
我忍无可忍，甩手给了他一个大嘴巴：“快点把我女儿还给我！否则，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！”
这一巴掌把他打火了，他上来掐住我的脖子：“你敢跟我动手？你欠我一条命！要是不给钱，就拿你女儿这条命还！”
争吵间，吴新明也来了，他操起木棍打丁浩，然后警察也来了。
吴新明爱女心切，他报的警。
丁浩终于打电话让那个发廊妹把孩子抱来，他嬉皮笑脸地对警察说：“我们开玩笑的，真的，我跟李总是朋友，闹着玩的！”
警察看着我，丁浩也看着我，吴新明也看着我，他们都期待我的回答。
而我的眼睛不离女儿——她刚一岁多一点，她会走路，她会叫我妈妈，她会用双手搂我，我亲她她会咯咯笑。
她是我的天使。
我泪如雨下，我的心在风雨飘摇。

最终，我扬起泪脸，看着丁浩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们不是朋友，他绑架了我女儿。”
丁浩被带走了，我知道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
那晚，我回家给贝贝仔细地洗澡，我一寸一寸地轻抚她，不断地亲吻她，然后，我对着一头雾水的吴新明，把我心底那个结了层层厚茧的秘密，剪开了。
逃亡十四年，第一次撕开真相，我哭得肝肠寸断，我的指甲把他胳膊掐出血来，他忍着痛抱着我，眼泪纵横：“傻姑娘，傻姑娘，为什么你从来不告诉我？”
当天夜里，他陪我去自首了。
坐在警局冰冷的椅子上，惨白的灯光仿佛能穿透罪恶，我冷静地把我17岁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，哗啦推到了阳光下。
说出来后，我忐忑了14年的心，终于平静了。
同时，我也指认了丁浩的敲诈勒索和绑架。
我被移交到了宁夏。
我戴着手铐，穿着囚衣，回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乡村，外面的世界飞速前进，这里却十几年如一日，依然贫瘠的土地，到处依然乱窜着不谙世事的留守儿童。
武校已经改成了养鸡场。
我指认了案发地点，也回到了我的老家，那对我应该称之为父母的人面无表情地看我进来，看我离开，邻居问起，我母亲说：“有什么好认的，发财了也没见给过我一个子花！”

旧案被翻出来，我才知道不学无术的下场——如果当时不逃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，不用背负多少刑事责任，但我逃了，有利于我的证据全都没了。
我被关押起来，案子审了将近半年，吴新明请了最好的律师，他还帮我到处查访，遍寻当年验尸的法医，到处翻找当年命案的文字记录。
幸好，当年残缺不齐的记录里，还保留了丁成侵犯过我的证据，而丁浩在审讯中，也终于老实交代他当时看到的情形——丁成是衣衫不整地躺在地上。
我终于被无罪释放。
这是真正的自由。
我终于可以坦然地回首17岁的那场噩梦，也终于可以放下这十几年逃亡的胆战心惊。
我也终于明白，命运其实从来不曾有过偏倚，我们所得到的伤害和惩罚，其实都是自身选择的结果。
即便是留守儿童的世界里，也明明有很多阳光大道，有很多改变人生的机会，但我却选择了一条自暴自弃的不归路。
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野蛮成长付出代价。
幸运的是，我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
更幸运的是，我遇到了对的人。
坐在回杭州的车上，吴新明一边开车一边给我汇报厂里的人事安排，车后的安全座椅里，女儿挥着粉嫩的小手对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咿咿呀呀，阳光穿透玻璃，暖暖地洒在我们的脸上，身上。

我深深呼吸——阳光下活着，真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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