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死一个人渣，然后呢？(2)
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·特克在《群体性孤独》（台译本为《在一起孤独》）一书中集中讲述了科技时代人类社会的种种病症，在对400多名受访者进行走访调查之后，雪莉指出当代社会正在逐渐形成「一种表演性文化」，社交媒体似乎营造了人际更好的沟通，其实这是错觉，实际上却让人们更加孤立。一方面人类在网络上重新塑造自我，另一方面，这种塑造中「叙述性和分析性的思考越来越少见」。 人们用字母代替话语，用表情符号替代感觉，点亮一个竖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赞同和反对，心理状态逐渐形成一种惯性的表演机制，科技的进步让这类表演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。
理清了表演性文化下这种群体性的孤独和群体性的残忍，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在此基础之上试图营造一个对话的空间——律师王赦一直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样，争取大家能平静下来，能想一想为什么。这也是整部电视剧的核心命题：在无解的悲剧面前，在科技便捷到今天的当下，人类还是否拥有对话和自救的能力——我们能不能在网上的义愤填膺之外，喊打喊杀之外，没完没了地标签化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之外，仍旧有静下心来的勇气，能跳出自身的偏见和仇恨，让一起绝望心碎的悲剧事件，能够拥有「杀死一个人渣」之外，一个不同的结局。
剧中为「恶人」辩护的法扶律师王赦致力于了解犯罪者背后的原因，以避免未来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图源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
「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爸爸妈妈，要花一个二十年，去养一个杀人犯。」
整部剧中最刺痛人心的，是凶手的妈妈哭着喊出的这个句子。关于剧中李晓明为什么会枪杀那么多无辜的人，电视剧始终没有给出答案。但是剧中安排了一条患思觉失调症（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症）导演的支线，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，一路遭遇资本的摧残、众人的嘲笑、家人的不解，然后在病发的时刻成为一则社会新闻的男主角，在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后，迎接他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同情和理解，而是接连的排斥和恐惧，他被永远地当成一个病人。
患上思觉失调症，无比痛苦的青年导演应思聪图源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
他的故事大约能解答部分杀人犯从何而来的疑问，身处一个充满戾气和缺乏理解的社会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都觉得命运讽刺和不公，但极少有人意识到，自己的偏见和恐慌，甚至一个眼神或社交媒体上无意的一个赞同或反对，可能都在无形中制造了我们身边的「恶」，我们一边咒骂，一边身为凶手而不自知。
「思觉失调症」的案例取自三年前发生在台湾的「小灯泡」事件，2016年，四岁女童小灯泡在骑脚踏车前往捷运站途中被一男子砍杀，小灯泡随即身首异处，后经警方调查，行凶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。他与小灯泡素不相识，因为案件性质恶劣，当时全岛一片喊杀之声，让外界讶异的是，目睹事件经过、几度崩溃的小灯泡妈妈，在之后的社交媒体上和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提出，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，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。这位母亲的克制和隐忍一度让外界错愕，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对她进行攻击，但这位妈妈说，小灯泡是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，当离开成为事实，这位妈妈希望这起不幸的事件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思考，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。
「小灯泡」事件，左为罪犯右为受害者家庭图源网络
一百多年前，法国作家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给了冉·阿让一张黄色身份证，让他成为永远的下等人和苦役犯。它是冉·阿让永远的标签，也凝结着那个世界中洗脱不掉的审判和偏见。如果没有遇到米利埃主教，拿着黄色身份证的冉·阿让，大约会被那个世界逼成可耻的窃贼和暴徒。
世界飞速进步的同时，人性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原地转圈，今天我们生存的世界并没有比冉·阿让的世界更好一些，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给出的答案是宽恕和同情。在这个刻薄的年代，面对汹涌的愤怒和仇恨，宽恕和同情永远是稀缺品，它们当然不会让愤怒或是仇恨消失，但正是因为这些品质的存在，我们的世界才不至于真的崩塌。
大约还是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概括的最为精确，「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，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，光明和黑暗交织着，厮杀着，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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