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觉：性格决定我 没机会大红大紫
我酒精过敏，现在慢慢能喝一小口，一小口能扛几个小时，也能开始分辨出威士忌的味道了。我前两天到对面的酒铺去买酒，两面墙满满各种不同品牌的威士忌，我说该买什么啊？完全不懂！特别衰。现在我还体会不到喝酒的快乐，唯一能感受到喝一小口下去，这里一暖、一热。但也说不准两年后我能一次喝个两杯都不会醉。
一群朋友喝酒，有我一个不喝酒的气氛就不对了，所以我尽量不来，或者我就单独站在一个地方等着收拾残局。不喝酒，会少掉一些乐趣，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也想喝酒啊！我知道喝了酒会让人快乐，我想感受。我这个人太理智了，我希望能够有一个窗口。不喝酒，就感觉总是被禁锢着，有个未知的领域你没有去过，有一个世界你没有去开启。我好奇心那么重，希望有一天酒神能够牵着我的小手，一起在草地上，欢愉地舞蹈。
对我来说，开酒吧挣不挣钱不重要，我觉得能聚得起人，或者有那种氛围，我更喜欢。你去酒吧提我名字免单，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免单。（ 口述：黄觉）
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是导演毕赣的第二部作品，作为男主演，黄觉不仅将该片视作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，还在自己的酒吧里专门推出了一款同名鸡尾酒。
黄觉进入演艺圈的经历曾经被多次采访、书写过。采访黄觉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，曾经有一个故事，一个女孩给他发私信，说想采访他，发在自己小小的公众号上，黄觉就答应了。这种“不设防”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？黄觉也没想明白，他回忆起自己读书的时候也曾经是学校的一个小恶霸头子，会为班里所有人出头，敢跟大学生打架，大家都被他罩着。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后，二十六七岁时开始焦虑，不能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年轻人了，要承担些什么，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并且隐隐觉得，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。
他梳理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其中大部分的经验不具备典型性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借鉴。黄觉想过做音乐，或者做摄影师，但都不大实际，他想要份稳定的工作，于是做了演员。“就是命好”。以前黄觉一直说，自己是随波逐流的人，人生没有规划，为什么可以随波逐流，可能就是冥冥中知道，命运会指引自己去到该去的地方，所以，不用担心。
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
用一种仪式感，来取悦自己
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拍了九个月。黄觉将拍这部电影比喻为，给自己“度过中年危机的一个礼物”。毕赣找黄觉的时候说，片酬很少，报出了一个让他吃惊的价格。黄觉就用一个商人的思维想：我损失这个钱，能做什么事情呢？可能可以买辆不错的跑车。如果别人把送自己的跑车作为礼物，那跟感兴趣的导演合作，也可以看成给自己中年危机送的一个礼物。
两年前黄觉看过《路边野餐》后，想找毕赣打听关于“荡麦”（毕赣电影里虚拟的地名）的消息。黄觉热爱摄影，想去荡麦拍照。结果毕赣告诉他，“荡麦”是他虚构出来的、并不存在的乌托邦。之后，毕赣还是用另一种方式带黄觉去了“荡麦”，邀他主演了自己的新片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。
接拍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时，毕赣跟黄觉说，片中有个长镜头是3D的，观众看到一半的时候，中途会一起戴上眼镜观看此后的3D部分，这幅画面让黄觉觉得非常有仪式感，“像是一种秘密的仪式，挺打动我的，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”黄觉说，他喜欢用一种仪式感来取悦自己。
为了拍摄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，黄觉瘦了20斤，练起凯里方言，尽管拍摄过程中几度被虐得够呛，也终于在看到成片的那一刻，感觉自己的确真的去到了“荡麦”。
受困于性格 却能将自己保存完整
黄觉的微博简介写着“摄影艺术家、舞蹈艺术家、画家、春秋大梦董事长、音乐人”，唯独，没有演员。他解释说，微博简介的称呼都带着一丝自嘲和调侃，而他没有经过表演的系统训练，也并不觉得有天赋，但演戏这事对自己挺重要，所以就想把“演员”保留住，没把它变成一个调侃。“我不应该拿演员这个职业开玩笑，可能还是有一点点自卑。”
28岁时，黄觉从广告模特转型影视表演，最初当演员只是为了赚3万块钱买电脑。他的兴趣爱好被摄影、画画、旅游牵扯着，以至于显得做演员有一搭没一搭，直到现在，他也做不到为了增加曝光率去参加真人秀或者参演热门大IP。熟络的人脉、自如的社交能力，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浮标，黄觉却对这些感到尴尬，他基本不参加饭局，即便在饭局，也总是第一个拿起筷子吃东西的人，低着头，不知道说什么，“自己都不好意思，就找那几个曾经有过接触的话题去问，最近这个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？总说一些很无趣的话。”
他很清楚性格限制着自己，不会主动创造工作机会，他也改变不了。黄觉承认，这种性格导致自己不可能是一个大红大紫的演员。不过，他很享受这种状态。“这样不会折损太多，把自我保存得还挺完整的。”他自得其乐于此，认为跟职业找到了最合适的方式相处。
黄觉是一个连自己生日都不过的人，他喜欢看热闹，但不喜欢成为热闹的中心。在成为演员之前，他身边的朋友是老狼、黄小茂，他们“大红却不自知”，日子过得随心所欲又云淡风轻，黄觉觉得自己“交友不慎”，受到了影响，对名利没有什么太大的野心。
自由而自在 对朋友对感情都适用
我就专门喜欢找她要那些贵而无用的东西。我提出要求，她就送。我想要的是自行车、耳机，我的耳机可能要五万块钱。她就特别绝望，说：“把链接发过来。”她从不拒绝。这个关系是怎么形成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她是个可以让我无所顾忌去撒这种娇的人，我也不是买不起，我也有这个钱啊，但是，比如一个东西，你女朋友送，跟你自己买，不一样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朋友、情侣、亲人之外，还有很多种形式，好像没有什么能确切地勾勒我们的这种关系，归类不了。
——周迅新书《自在人间》中一段对黄觉的采访
黄觉圈里朋友不多。碰到周迅大致是1995年，认识快半辈子了。采访周迅如果要带上她身边的朋友，黄觉永远都在，“可能周迅说不出什么来，采访的素材量不够，记者只好找那些边边角角弥补一下。”黄觉觉得也挺好，有他这样的朋友，至少能把周迅叙述得更完整一点，更有血肉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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